陈觉与冯延鲁兵临福州城下，双方互有胜负，王崇文、魏岑的援军抵达后，南唐军队合力攻克了福州外城，暂时占据上风。

　　李仁达被迫退守内城，随后便派使节驰赴中原，向中原王朝称臣，以期中原可以在北面牵制一下南唐。

　　当时，后晋连续两次取得对辽作战的胜利，后晋石重贵同样沉浸在大国之梦中，任由长期与自己作对的南唐轻松吞并闽国，显然不符合后晋的利益，既然福州忠贞不屈，心向中原，后晋也乐得让他成为地区楔子，即便福州不能牵制南唐，那起码也能恶心恶心南唐。于是，后晋欣然接受了李仁达的称臣要求，任命他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，加宰相衔，总管闽国事务。

　　远水不解近渴，后晋与福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，不可能直接向福州战场投送兵力，而且此时的后晋正处于第三次“晋辽大战”的前夕，也不可能“围魏救赵”在淮北攻打南唐。李仁达如溺水之人，不放过任何一棵救命稻草，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——吴越国。

　　福州部分守军变节反水，引导南唐军队攻入城中，李仁达的亲信只率领一百多人殊死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继外城失守后，又丧失第二道城，仅剩最后一道防线——内城。李仁达于是紧急向吴越国称臣，请求速发援军。

　　福州已经危在旦夕，这时候，漳州发生兵变，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，驱逐变军，随后表奏部将董思安为漳州刺史，李璟予以批准。董思安的父亲名叫董章，“章”与“漳”同音，董思安因此坚决推辞，李璟于是将漳州改名为“南州”，董思安这才接受了南州刺史的任命，为方便叙述，本书将一直称之为“漳州”。

　　李璟命令董思安、留从效率部增援福州。

　　公元946年10月，南唐的各路兵马齐聚福州，声势浩大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接到李仁达紧急求救的吴越国，陷入到激烈的讨论中，文武群臣一致反对出兵相救，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，谁敢横刀立马？咱没彭大将军；二是南唐大军兵临城下，李仁达仅剩内城负隅顽抗，也许不等我们援军抵达，就已经失陷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

　　唯有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同志，坚决主张出兵相救。

　　最后，吴越国最高领导人钱弘佐同志高瞻远瞩，对群臣不要仅局限于眼前的苟且，我们还有诗和远方。要把眼光放长远，吴越国与福州唇齿相依，救福州就是救自己。这次会议的讨论像极了新中国“抗美援朝”的伟大决策。

　　在钱弘佐的大力推进下，“抗淮援闽”行动展现出了惊饶执行力，在李仁达的使者抵达杭州的两后，三万吴越大军已经分水陆两路，驰援福州，与时间赛跑。

　　11月下旬，吴越国援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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